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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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论文参考资料时偶然翻到一篇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学评论,或许是于论文的撰写没有参考价值,因此翻了几页一个圈圈点点的记号都没找见。

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探析

一、现代文学的概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领域的划分是不明确的,对现代文学的界定仍然还不够清晰。而且现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发展到现在,其发展时间也就是八九十年,各方年的积累还远远不够。即便是一些知名的大文学家像郭沫若、鲁迅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像新文化运动等,人们对于他们的认识及评价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就目前而言,人们群众对于新文化传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还是一种极端的片面的认识。在有些人眼里,将现代的传统文化看作就是激进主义的传统,五四的新文学形式也被其用“反传统”来诠释,“反传统”用在新文学上,已经不再是一个褒义词了。加之最近几年,国学的一种虚热现象的出现,很多东西都会与国学搭上关系,那么,现代文学的处境就显得有些尴尬了,甚至有时候因为人们不能全面正确的认识现代新文学,也会使得其在有些方面受到社会群众的攻击谴责。关于“传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传统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它是能够在人类代代之间传承的,它有能力调节社会行为和诉求,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且它已经对社会生活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文学传统就是伴随着时间的积累,人类的创造性想象逐渐演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它也是民族语言想象的共同体。不同于其他的传统方式,文学传统的传承过程更具复杂性,因为在每一代人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对现有的文学传统进行改造或者删减的处理工作,使得现代文学成为了一种不断发生和改变的“变体”。传统就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文学传统的形成也是必须要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积累的。因此,当代中国的现状发展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来说已完全具备了时间条件。

二、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

对于当今文学传统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摆脱横贯在研究工作面前的两大障碍———“绝对论”和“本质论”。绝对论和本质论存在着共同点就是:他们错误的将传统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一种事物存在,而且对于传统可以进行原封不动的整体统一的把握。然而,现代的文学传统并非是整一的,固定的存在,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多元化的因子。传统文学的研究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就要走出“本质论”,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对其在各种时期做出的各种选择进行考察,使得传统文学在当代也得以更新。

三、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

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极具挑战的过程,虽然之前的很多文学史对于文学传统的形成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现代文学的形成相比其书面的叙述是复杂的多。在19世界20年代左右,因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导致了新文学这一具体概念的产生,新文学的兴起也使得广大学者开始了以白话文为主要书写方式的新文化发展形式,当时的人民提倡新文学的白话文形式并反对旧文学的文学文形式,他们渴望得到新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与旧的文化传统宣告决裂。在那个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重新进行价值估定的,而最终使得新文学的规范体系和价值得以建立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

四、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

在现代史上,出现了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政治化的阐释,对于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文学传统的重要的部分,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学时期的语文教学中,课本里面的很多课文就是采用了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实现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学语文分析课文的思路和方法与50和60年代的分析方法相差无几。在50、60年代,我国政治氛围特定的情况下,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针对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力求做出一个能够切实符合当代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定位,也直接的导致了现代几部重要的文学史书的问世。然而之前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解释和定位多以知识化的传播方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打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关于新文学研究的课题也吸引了很多的研究学者,而大部分的研究都被聚焦成为了无产阶级在新传统中的最大份额。依据目前的形式来看,广大文学研究者所开展的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远远的超出文学所本有的疆域,进而他们承担起了国家重大的历史叙事任务,因为在这个政治特定化的时期内,展开对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工作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作者:刘绪君 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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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的概念不是第一次接触,按照钱版现代文学课本的说法是1923年胡适提出,并做了详细的理论解释,但手上这篇文评第一句话就打破了既定三观,将新潮社作为最早注意到国故问题的文学社团,文学革命先驱之一的傅斯年在《新朝》杂志上发表了《清代文学的门径书几种》一文,首开为青年开国学书目的新风,这一尝试可算作新文化阵营整理国故的发端,由此,“整理国故”一说便引发了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热火朝天的争辩。

整理国故运动出现得并不早。最开始接触现代文学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目光相当一部分被新文化推动者们狂飙突进的文学革命,学习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和五花八门的主义所吸引,以至于在脑海里给新文化运动和众多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创造者和实践者贴上盲目无趣无意的标签,甚至在五四运动的价值评判上钻了牛角尖,固执地凭部分作者的一纸之言就否定青年运动的存世必要,实在是暴躁荒唐不可取。那时尚不知书本知识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不过文学史的冰山一角,是一座建构非常简单的框架式建筑,我们所能看到的纵横交错间只是现代文学的一方面,交错之后呢?是广袤无垠的贫瘠地表,根生于同一地平线的各种理论与创作,各派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他们希冀能够企及的万丈高空,本就异曲同工,如何厚此薄彼,一言废之?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本身是值得肯定的,文学革命的意义远不止破,而在于立,凭何而立?其一是西方理论,其二是后来被摆上案头地位拔高的国故。文学革命成功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家在引介西方理论和实践著作的同时,整理国故也成为冷静下来的有识之士寻求信心和安慰的不死源流,新文学和国故不是无可共存的敌人成为一批人的共识,没有国故的支持,单纯倚仗外来主义重造文明,新文学的路必然不会走得久远,但若是整理国故得到了西方文化风向标的指引,真正做到蔡鹤卿所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新文化的未来就算不是通天坦途,也可以得到部分抱着国学不撒手的老学究的接纳。

整理国故着实是当年学者文人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丝慰藉,但这毕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研究方向,不妨有别有用心的顽固派将此事看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夸大故纸堆的文化效益,从而引发整理国故支持者和中立者的再次反戈相向。正如茅盾所言,埋头国故绝不是不具备科学方法和先进科学意识的青年的分内之事,“国故救国论”更是无稽之谈。所谓整理二字,意在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若引得青年走上复古的歪路,则整理国故毫无进步意义可言。为此,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给整理国故运动指明了道路,尽管他本人是站在白话文运动推动者的位置上,绝对化功利化地否定了文言文的价值,但他系统地整理一切中国文化,“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的批判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给了顽固守旧者迎头一击,也使得关于传统文化的许多道理越辩越清,活跃了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氛围,更遏制了民族虚无主义。

文评作者在分析整理国故的历史进程同时,还细数了新文化中涌现的很多整理国故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著作,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家的名字赫然在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为青年开国学书目之风盛行之时,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务及其读法》里说的“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也”,俨然正是“不读不是国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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