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8522.com】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审视,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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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以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及《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中国文学界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这次运动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它实际有三项内容,即语言革命、美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语言方面,主张取消文言文作为正统书面语的地位,以白话文取而代之,做到言文一致;美学方面,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思想方面,批判封建思想道德,提倡“人的文学”、个性解放,强调百姓的个人权利。此外,它还信奉进化的文学史观,进化论是其反对旧文学的主要武器。

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探析

一、现代文学的概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领域的划分是不明确的,对现代文学的界定仍然还不够清晰。而且现代文学从“五四运动”发展到现在,其发展时间也就是八九十年,各方年的积累还远远不够。即便是一些知名的大文学家像郭沫若、鲁迅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像新文化运动等,人们对于他们的认识及评价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就目前而言,人们群众对于新文化传统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还是一种极端的片面的认识。在有些人眼里,将现代的传统文化看作就是激进主义的传统,五四的新文学形式也被其用“反传统”来诠释,“反传统”用在新文学上,已经不再是一个褒义词了。加之最近几年,国学的一种虚热现象的出现,很多东西都会与国学搭上关系,那么,现代文学的处境就显得有些尴尬了,甚至有时候因为人们不能全面正确的认识现代新文学,也会使得其在有些方面受到社会群众的攻击谴责。关于“传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传统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它是能够在人类代代之间传承的,它有能力调节社会行为和诉求,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且它已经对社会生活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文学传统就是伴随着时间的积累,人类的创造性想象逐渐演变成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它也是民族语言想象的共同体。不同于其他的传统方式,文学传统的传承过程更具复杂性,因为在每一代人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对现有的文学传统进行改造或者删减的处理工作,使得现代文学成为了一种不断发生和改变的“变体”。传统就是一种时间性的概念,文学传统的形成也是必须要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积累的。因此,当代中国的现状发展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来说已完全具备了时间条件。

二、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

对于当今文学传统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摆脱横贯在研究工作面前的两大障碍———“绝对论”和“本质论”。绝对论和本质论存在着共同点就是:他们错误的将传统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一种事物存在,而且对于传统可以进行原封不动的整体统一的把握。然而,现代的文学传统并非是整一的,固定的存在,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多元化的因子。传统文学的研究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就要走出“本质论”,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对其在各种时期做出的各种选择进行考察,使得传统文学在当代也得以更新。

三、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

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极具挑战的过程,虽然之前的很多文学史对于文学传统的形成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现代文学的形成相比其书面的叙述是复杂的多。在19世界20年代左右,因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导致了新文学这一具体概念的产生,新文学的兴起也使得广大学者开始了以白话文为主要书写方式的新文化发展形式,当时的人民提倡新文学的白话文形式并反对旧文学的文学文形式,他们渴望得到新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与旧的文化传统宣告决裂。在那个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重新进行价值估定的,而最终使得新文学的规范体系和价值得以建立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

四、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

在现代史上,出现了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政治化的阐释,对于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文学传统的重要的部分,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学时期的语文教学中,课本里面的很多课文就是采用了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实现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学语文分析课文的思路和方法与50和60年代的分析方法相差无几。在50、60年代,我国政治氛围特定的情况下,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针对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力求做出一个能够切实符合当代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定位,也直接的导致了现代几部重要的文学史书的问世。然而之前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解释和定位多以知识化的传播方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打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关于新文学研究的课题也吸引了很多的研究学者,而大部分的研究都被聚焦成为了无产阶级在新传统中的最大份额。依据目前的形式来看,广大文学研究者所开展的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远远的超出文学所本有的疆域,进而他们承担起了国家重大的历史叙事任务,因为在这个政治特定化的时期内,展开对现代文学的当代阐释工作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作者:刘绪君 单位: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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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质疑五四文学革命意义的声音时有出现,表现为:一是认为新文学倡导者对文学传统、对旧文学否定过多,转而重新肯定学衡派、甲寅派的某些文化立场和文学主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价值;二是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强调以文学干预社会,导致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同时认为文学革命没有继承欧洲现实主义重客观的一面,最终使现实主义滑向了新古典主义;三是认为它提倡的进化文学史观有问题。对于上述质疑,我们需将文学革命这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历史环境之中,予以具体分析,在指出其某些方面存在偏颇的同时,科学评价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重要历史贡献。

  推行白话文势所必然

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可谓势所必然,在文学革命之前已有较长酝酿。晚清以来,时代先觉者们意欲以文学启迪民智,痛感言文分离带来的严重阻碍。而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已有人做过书面语改良探索,但影响不大,且未能坚持。此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大声疾呼,极力推行白话文,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这对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颁布法令形式承认白话文为“国语”,明确其正宗书面语地位。白话文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由此不断产生经典之作。例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丁玲等人的小说,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臧克家、贺敬之等人的诗歌,曹禺、田汉、夏衍、李健吾等人的戏剧,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丰子恺等人的散文……如果不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在运动初期,发起者有一些过激之词,但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学。事实上,早期的文学大家们既具有西方视野和世界眼光,更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的白话文虽有欧化影响并吸纳口语长处,但又有文言的语感作基础,因而显得既生动活泼又精练净洁。这在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并非指那些中国古代优秀作品,而是指仿古、拟古、做作的形式主义、新古典主义文学。实际上,文学革命要求文学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现代发展。

  响应时代召唤的思想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仅是语言的革命,由于其思想革命性质,甚至可以说,语言的革命也是为思想革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向现代迅速转变,这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当时封建旧文化对国人的精神思想和话语表达方式造成了严重的桎梏,如何去除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创造表达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新文学,促进人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就成为五四文学先驱者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这决定了文学革命论者不可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即使是被认为有此倾向的前期创造社,他们其实也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对社会的控诉、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这绝不能与旧的“载道”文学观相提并论:文学革命所“载”的并非是封建文化的“道”,而是表达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及对人生和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至于后来“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那也是文学应时代要求而发出的响亮声音。而且,“革命文学”也并非都是公式化、概念化之作,茅盾、丁玲、张天翼等人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优秀作品,既深刻阐释了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又不脱离作者的生命体验与独立思考,不失其个人风格。

中国古代也有多次文学革新运动,但大多采取“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而五四文学革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仿古拟古,显示出更决绝的态度和更宏大的气魄。茅盾早年译介西方文学思潮时,特别针对中国古代小说只重叙述、缺乏描写的缺憾,提出借鉴源自法国的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特点,就是重视描写现实的客观性。到了晚年,他又撰文批判同样来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茅盾早期的思想和创作,直接受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影响,是文学革命成果的直接体现。这些思想或隐或显地影响了茅盾那一代作家的一生。胡适、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突破古典诗歌美学的清规戒律,所体现出的追求自由、呼吁解放的精神,起到了无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不论是陈独秀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还是继之而起的新文学早期作家的创作实践,都说明五四文学革命与新古典主义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当时的进化史观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文学发展观念虽然遭到不少研究者质疑,但在当时的中国,提倡进化史观的要点在于求变,在于与时俱进,是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的。胡适所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既是进化史观的体现,又是《文心雕龙》“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思想的现代赓续。它并不否认某些文学样式、某种文学形式在特定时期有其辉煌的成就,但又认为每种文体也都有其衰落的过程,需要随时代而变革。因而,作家的思想观念包括美学观念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要求。这一观念鼓励文学创新,反对故步自封,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

  用历史眼光看待文学革命

在文学革命发起阶段,一些人确有许多过激言辞和观念,例如主张废除汉字,对中国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学否定过多,将“新”作为最高价值标准。另外,在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形式的探索方面,也走过弯路。对于这种偏激或偏颇,也应历史地看待。首先,这种过激言论是出于“矫枉过正”的需要。虽然白话文主张已有前奏,但直到文学革命发动之时,此主张仍如石沉大海,响应者寥寥。当钱玄同代表《新青年》杂志向鲁迅约稿时,鲁迅就明显感到了这些先驱者的“孤单寂寞”。正因如此,才有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在当时旧势力和旧思想极其强大,一派死气沉沉的文化环境中,在文坛若不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难以引起广泛注意。同理,那时否定“贵族文学”,是为大力提倡“为人生”的平民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是为纠正以文学为纯粹消遣游戏的创作观念。其次,上述偏颇之处在外来批评及新文学阵营自我反省之后,逐步得到了纠正。废除汉字之说并没有多少人呼应,旧戏曲也并未消亡。鲁迅在写出《青年必读书》的同时,也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的课程。闻一多等人提倡“新格律诗”,对早期白话诗作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格律美,又并非完全复古,而是延续和发展了自由体诗的长处。

一百年过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经验教训需要全面辩证地分析总结。文学革命发起时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今仍有研究的必要。例如,如何看待当时一些矫枉过正的行为?矫枉过正之后怎样施行补救、更好地发展新文学?在指出历史人物的偏颇、揭示文学创作的教训时,如何既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予以客观分析,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又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加深对文学革命的认识?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然时时回响,仍然需要文学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可以肯定的是,五四文学革命在加快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文学观念更新,促成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向新思想新道德转化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应继承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勇于打破不合时代要求的旧观念、旧意识,努力创造出既服务广大群众,又适应世界潮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

作者:河北大学文学院 阎浩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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