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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www.8522.com,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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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杜甫;研究;鲁迅;新文学

“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冯至1905年9月15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县一个败落的盐商之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幼年失母的他性格内向,敏感好学。1921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德文。此时新文学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新文学社团层出不穷。1923年5月,冯至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绿衣人》等诗作而引人注目,应邀加入了浅草社,在该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同时结识了一批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同道,在文艺思想上受鲁迅、张定璜影响较大。1925年夏,浅草社陷于停顿,冯至与好友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发起沉钟社,成为该社的代表诗人。

这一时期,年轻的冯至贡献出了《我是一条小河》《蛇》等传诵至今的抒情名篇。这些抒情幽婉、想象独特、音韵和谐的爱情诗,给人清新别致的美感。在1923年至1926年间即他18岁到21岁的时候,还接连奉献了四篇相当成功的叙事长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前三篇“取材于本国民间故事和古代传说,内容是民族的,但形式和风格却类似西方的叙事谣曲。”(冯至:《外来的养分》)《寺门之前》则让一个老僧人自叙其中年时的一次“非常的经验”,以惊心动魄的灵肉冲突表达了人性难抑的痛切申诉。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当时的新诗坛上独步一时,而且此后也一直是他人难能超越的杰作。

1927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冯至远赴哈尔滨第一中学任国文教员,主动接受生活的考验。这次北游也的确开阔了冯至的视野,使他的创作从幽婉的青春抒情转向对社会与人生的现代性思考,其结晶便是1928年年初写成的长诗《北游》。整部长诗构成了一个“游”与“思”互动互补的有机序列,呈现出步步拓展与层层深入的过程,兼具引人入胜的魅力和启人思索的情致。《北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抒情主体的沉吟与咏思,其批判的审视直指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病态的现代人性,诗人两次用“荒原”来象征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荒芜,这与T·S·艾略特的名作《荒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北游》结束了冯至此前那种浪漫中略带唯美的青春抒情,开启了他此后更为现代性的人生探询。

青年时期的冯至为人沉潜低调,为文不喜张扬,所以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坛上一直声名不彰。但文坛巨匠鲁迅在1935年回顾1920年代的新文学时,却出人意料地独推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一个新诗人如此不吝好评,这在鲁迅是很破例的事。历经时间的检验,足证冯至当年的诗作当得起鲁迅的评价。

“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

1928年夏冯至重返北京,在孔德学校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教。1930年10月冯至远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及哲学与美术史。在这期间,得以聆听著名学者宫多尔夫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教诲,倾心于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领受了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哲学的洗礼,冯至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创作态度更趋严肃,只有少量作品在国内发表。

1935年6月,冯至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启程回国,途径巴黎与交往七年的女友姚可崑结婚;9月归国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7月赴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南迁浙江金华、江西赣县等地。1939年暑假后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经过1930年代整整十年自觉的沉潜与磨炼,人到中年的冯至在创作上迎来了又一个丰收期:1941年他创作了27首十四行诗,编为《十四行集》于次年出版。该集以深沉的情思、精湛的诗艺,获得了诗坛的赞誉,被李广田推许为具备了深度品质的“沉思的诗”、被朱自清肯定为中国新诗由不免肤浅的青春抒情进入成熟的中年沉思之标杆;同时,冯至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历史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以及一系列感时论事析理的知性散文如《决断》《认真》等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收获。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1940年代的冯至也逐渐地完成了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转变。

最重要的创获当然是《十四行集》。《十四行集》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

十四行是西方诗歌中格律最为严谨的诗体,在冯至之前的中国新诗人也曾尝试运用,但都不大成功,加上极端的形式自由主义一直被人奉为新诗艺术的信条,所以当时不少人都认定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十四行体移植到中国。冯至从德语诗人里尔克情思深湛、艺术精湛的变体十四行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受到启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的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题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冯至:《我和十四行的因缘》)这让冯至感到十四行体与自己的生命体验恰好契合——“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冯至:《十四行集·序》)的确,十四行体与冯至的“思、想”如此相得益彰,堪称完美的结合。

同时,冯至也自觉地从中国古典诗艺如律诗中吸取了艺术营养,如有一首十四行的跨行对句“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分明有杜甫七律《登高》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回响。《十四行集》的出现,把中国新诗提高到可与最完美的中外古典诗歌相媲美的水平,鲜明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并在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维来拓展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寄托”传统方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

在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急风暴雨中,人到中年的冯至体念时艰,欲以学术报国,因而沉潜钻研,学术大成。

作为诗人学者的冯至精心选择了中西两大诗人杜甫和歌德作为专攻对象。抗战时期的冯至与杜甫一样身经国难,这使他深切地感到:“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冯至:《赣中绝句四首》之二)。所以,冯至对杜甫的诗有特别深切的体会,于是他深入钻研文献,努力为杜甫写一部准确可靠的研究性传记,并在194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杜甫传》的大部分章节,1950年代初又重写全稿、连载于《新观察》杂志,1952年结集为《杜甫传》出版。作为留德博士的冯至对德国大诗人歌德的热爱也是由来已久,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他得到了两套完备的德语版《歌德全集》和《歌德年谱》,爱不释手、朝夕研读,于是精心选择若干重要问题纵深开掘,撰写发表了六篇专论,1948年结集为《歌德论述》出版。

《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一出版就被公认为代表了现代中国的杜甫研究和歌德研究学术水平的扛鼎之作,就现代人文学术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两部著作也堪称典范性的标志之作。诚如冯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这工作,在西洋十八世纪时已经开端,十九世纪后半叶已经长成……但是在中国,这部门的书架上几乎还是空空的。”(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

诚然,昔人关于杜诗的注解、考证和诗话数量繁多,但长期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著述;现代学人关于杜甫的考论也为数不少,但颇嫌零碎,一些传记大都浮光掠影而不及深入。同样的,现代中国文坛对西方经典作家如歌德的翻译也颇多,学者的论述则大多流于一般性的介绍铺陈,鲜见深造自得的专深研究。

冯至的《杜甫传》和《歌德论述》之所以颖然秀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趋于成熟的代表论著,与冯至过人的文学和学术修养分不开。冯至本身是杰出的诗人,自然对杜甫和歌德的诗与人深有体会,而冯至留学德国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尤其是主导了德国人文历史学术的兰克学派的学术方法,与冯至从中国古典学术所继承的语文学、考据学方法相得益彰,再加上来自鲁迅思想和德国哲学的启发,以及左翼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的积极影响,如此等等的学术与思想方法之交汇,使冯至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既具有艺术的敏感体悟和学术的严谨求实,又具有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和深入的思想洞察,所以才能超越一般、成就杰出。

由于冯至在文学和学术上的突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学术界和文学界都肩负重任,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后来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兼任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工作中国语言文学组组长,为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教学及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冯至同时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全国文联委员以至全国人大代表。在繁忙的教学与社会工作之余,他继续诗歌创作、受命参与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旧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冯至对蒸蒸日上的新中国满怀热爱。“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冯至作为资深诗人和学术权威,自然难逃冲击与批斗。进入新时期,已是暮年的冯至欣感身心的解放,积极领导了外国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复兴,同时这位文坛前辈也创作不辍,直至1992年,88岁高龄的他仍有诗作和译诗发表,为自己70年的文学生涯划上一个沉稳的句号。

冯至一生自觉地承担生命、深入地体会文学,始终坚持严肃地为人与为文,既在创作上卓然成大家,诗歌与散文成就尤为杰出,又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和成就卓著的文学翻译家,他对德国文学的翻译已成译品之经典,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滋养了许多中国作家,他对杜甫和歌德的研究被公认为卓越的学术界碑。冯至的文学和学术遗产,必将传诸久远。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十四行集》第一首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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