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文化记忆考察,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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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国际电影节中部分获奖的中国电影为世界提供了东方想象的凭附,这种多元维度与语境下的影像话语叙事成为民族心灵成长史的宝贵片段,也为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框架。影像除了推动文化与精神间的交流,还需要在表达过程中形成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在体认,并不断坚守与维护本民族文明的价值立场。影像叙事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力,民族文化记忆与民族文化形象需要以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符号性转化,并通过叙事空间内的反思与批评呈现出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深切探寻。民族历史记忆内部对自身价值主体的认同和思想生产力的锤炼,往往需要寻译哲学层面的符码,以实现对民族思想与哲学遗产进行再次传承,影像叙事的灵魂就在于其所传达的精神理念,而是否具有民族精神内核决定了其本身究竟能走多远。

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着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着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着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着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着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着,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着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着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着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着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作者:邹洁 游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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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记忆载体;影像话语;叙事结构;价值体系;民族形象

作者简介:李娟,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文艺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中国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2014BWX031)阶段性成果。

民族文化记忆是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也是对历史实施的一种重构,同时也成为对当下社会性的建构。就某种程度而言,任何历史性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和仅仅是接受者主观情感、社会问题影响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影像能够通过媒介与艺术的融合构成共同的视觉经验,通过截取与借助历史素材参与到历史记忆中,从而成为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因子,可以通过影像叙事的预设探讨民族文化记忆并借助此种力量实现向社会认同的转化。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成为生产象征符号体系的加工厂与分配文化资本的重要渠道,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部分中国电影为世界提供了东方想象的凭附,这种多元意义的维度与语境下的影像话语叙事成为民族心灵成长史的宝贵记录片段,也为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提供了较为明晰的框架。本文以考察中国大陆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中的部分获奖电影为对象,探讨影像的主流叙事与民间叙事在贯穿整个中国影像自我想象中的特质,而这种自我想象本身也成为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族个体记忆的内在体认与传统叙事

www.8522.com,民族文化记忆中的个体记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成为社会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建构的结果。个体记忆往往被放逐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记忆的建构与叙事主体及媒介相关,而民族文化记忆实际上是民族个体记忆的总和。影像话语叙事不仅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表象之一,叙事本身也是记忆形成的一种建构过程,成为社会文化心理无意识的表征。同时,影像也成为显性与隐性层面承载着民族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以镜像的途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重要方式。影像话语的技术力量可以唤醒并存储民族的共同记忆,也为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提供了认同的共生性叙事空间。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表达,除了推动文化与精神之间的交流,影像还需要在此过程中形成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在体认,坚守与维护本民族文明的价值立场。对不同类型的影像叙事进行文本解读,揭示现代性进程中自我想象的表意实践、形成机制与潜隐原因,这本身也成为民族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哪吒闹海》参加第32届戛纳电影节,该片通过神话故事中对既定权威和生活秩序的反抗表达,将中国的影像带进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中。神话中出现的意象也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结果,文学中的神话原型往往是民族个体记忆沉淀的过程。“哪吒”实质上传递了民族个体的复杂心理与心灵寄托,通过哪吒的文化形象建立起的叙事空间为民族个体记忆留下了重要印痕。正是在民俗性的不断展演仪式中,对于神话人物的内在体认感与认同感逐渐建立,由此沉淀的民族构想也得到了某种巩固和延续。“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与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1]由此,以影像形态为表征的中国文化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开始寻找体现自身独特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途径。《三个和尚》获得第 3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和尚”以富有民族独特文化意蕴的宗教符号唤起全球华人的熟悉感与认同感,并以此推动个体记忆与民族文化记忆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想象性建构的逻辑起点在意识形态及现实秩序之间是保持了某种张力的。东方影像的觉醒需要对历史记忆进行改写、整合并加入新的想象以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影像叙事也成为推动民族文化记忆话语重构与传播的内在驱动力,为进行想象共同体的组织提供了共生性空间。借助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成为进入世界视野中的最基本的文化文本,也成为以影像话语建构民族个体记忆与民族形象谱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更成为日后深入到其他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中进行普遍交流的领悟模式。这些影像在先验性地寻绎深层民族文化记忆的同时,依旧保留了人类童年的赤子情怀和思维方式,对人类远古神性世界和人生哲思的探寻更使其充满了诗意的期待与东方式的守望。

影像的传统叙事为建构民族个体记忆和实现自我身份认同提供了多维空间,话语在不断解构西方作为一种知识与价值制高点优势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中国影像的主体性话语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红高粱》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影片步入国际视野,以自身的话语观念与形态表明中国的民族影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其意识形态蕴意与西方的阅读期待相适应”[2]33,试图依靠对民族自身结构、观念及形态关系的描绘引起异质文化的关注。《红高粱》中关涉的符号、故事、情绪基本是从民族个体无意识中汲取出来的,是在对人性原始生命力及民族的深层气质进行内在浸润之后彰显出的文化意象。这些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情感体认铸就了民族的价值意蕴内核,也开始形成独特的社会意识与历史记忆。在民族个体心理动机下,由具体的影像文本转化为自我想象与价值沉淀,需要以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符号转化,通过叙事空间内的反思与批评呈现富有历史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精神,实现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探寻。另一部获奖作品《孩子王》以较为深刻的寓意和强大的承载力对个体的“知青经验”进行形而上的书写,在特有的视觉象征和哲学话语高度上彰显出重构历史记忆的冲动,在文化与生命象征表意功能的叙事环境中,通过对荒谬的嘲弄与对变化的期待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批评性探寻。民族的个体记忆囿于潜藏的主观文化心理意识,影响了特定时期民族信念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而这种个体记忆很可能会由此形成一种习惯性力量。影像话语有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民族个体记忆中的主导性语言,生命个体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传递着认同感或归属感,影像带来的叙事记忆往往脱离了具体事件造成个体意识的空洞无物。例如,《本命年》描摹的疼痛让城市变革中的个体记忆与人性复归紧紧相连,模糊的城市意象传递着人类生存中的萧条,富有诗性审美的话语在非叙事的影像意识间流动,残酷地展现了人们精神深处的巨大黑洞。影像彰显了对个体生命意识演变的关怀,以冷峻与慰藉见证与展示着民族行进中的精神图景。以国际三大电影节为依托,中国影像逐渐搭建起了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构型的框架,影像在叙事空间内开启了突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积淀,包括固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生存方式等潜在隐性因素,在批判意识中建构与言说着生命个体与深层人性的共生性景观,同时也成为文化心态裂变的现象性结果,却为经过文化整合而形成新的民族话语表述系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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