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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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曾军.比较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的一种认识[J].学习与探索,2015.

www.8522.com,[2]傅洁琳.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J].南京大学学报,2015:11-16.

[3]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江汉论坛,2016:133-137.

[4]王小强.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与流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历程的多重视角探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105-111.

[5]杜彩.新历史主义“历史若文学”的辩证分析———兼论目前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创作[J].现代传播.

[6]李圣传.审美文化:文化诗学建构的支点与方向———兼谈“后理论时代”中文学理论的危机及面对[J].社会科学,2014.

[7]邱运华.汉语“文化诗学”:在俄罗斯传统与美国学派之间———关于“文化诗学”术语及其多样化形态的思考[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10-22.

[8]刘松来,杨群.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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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人运动的式微,各种新社会运动日渐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体形态,身份政治学就是其中之一。与传统社会运动以阶级为基础、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不同,身份政治学大多不是以阶级而是以身份作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立足微观主体与微观政治,侧重多元抗争而不是宏大革命。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维持左派政治与思想活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身份政治学的理论缺陷,也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开始施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日益增多的移民人口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种族、宗教和文化格局,同时,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传统价值观控制力的松弛导致西方社会边缘群体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具有越来越显着的社会性。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原有的“福利国家”模式因为经济增长乏力而难以维系,少数族裔、边缘群体首当其冲,生存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较长时期内广受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西方国家陆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引发了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应。在以上背景下,西方左派建构起具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性质的身份政治学。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西方身份政治学进入加速发展期。一方面,这是因为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遭到冲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左派理论家纷纷转向身份政治学,试图以此凝聚左派力量。另一方面,这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时西方的流行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成为一门“显学”。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关注微观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学存在理论契合点。为了扩大学术影响,西方身份政治学积极向后现代主义靠拢,吸收了后者的“主体位置”生产观念,批判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不仅生产出各类主体位置,而且控制了个人对主体位置的选择。西方身份政治学正是通过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链接”,为自己的发展赢得学术空间。

西方身份政治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身份关系,将女性、黑人等弱势群体从男性、白人等的支配性建构中解脱出来。第二阶段的目标是破旧立新,将相关群体被掩盖的身份特性重新显露出来,并确证其存在意义。第三阶段则试图利用身份差异中蕴藏着的抵抗潜能,对抗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普遍霸权,进而重新召唤出革命意识。

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曾发挥过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再次陷入长期衰退,从根本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按理说,身份政治学将获得更大发展,现实却是它迅速衰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演进过程中已落入资本主义圈套,沦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帮手”。新自由主义崇拜商品消费的市场逻辑,认为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人首先并且主要是市场中的消费者。身份政治学接受了这种逻辑,认为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性别身份,最终都统一于“消费者”这一抽象身份,并且热衷于通过分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来区分、定位、表征人们的其他身份。当西方身份政治学跟随新自由主义脚步畅谈完全市场化时,它原本力图通过聚焦身份差异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就在不知不觉中为看似个性化实则齐一化的商品选择所置换,而它本身也就从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批判者蜕化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追随者乃至共谋者。

其次,西方身份政治学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说到底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修补策略。身份政治学确实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它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并没有从生产方式变革着手现实地推动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是始终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想象”超越,因此在事实上不得不沦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修修补补。

再次,身份尤其是种族身份问题被资产阶级“接手”,日益成为转嫁危机的常见方式。在西方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等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范状态下,种族、民族身份话语的出现频率显着增强。在掌握了这种规律进而克服了对身份政治的最初恐惧后,一旦遭遇新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精英就会采用逆向操作,凸显身份问题以转移大众视线。

可见,西方身份政治学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最终使自己的理论创新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陷阱。这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它是科学的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才有可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方案——

要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基础和主导作用。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身份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阶级关系和阶级身份研究逐渐边缘化,甚至招致否定。然而,就像恩格斯所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忽视乃至否定阶级身份和阶级斗争,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而且无法真正解决边缘群体的政治联合和社会解放。因为不管拥有多少身份关系,边缘群体说到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属于工人阶级的总体范畴,阶级身份是他们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主导性的身份关系。只有从阶级身份出发,才能实现边缘群体个人身份的整合以及边缘群体间的政治联合。

要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西方身份政治学所倡导和推行的文化、社会、政治改良措施,说到底都是以不改变甚至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前提的,只能缓解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相对繁荣期时,这些措施似乎显得行之有效。一旦爆发经济危机,社会矛盾趋于紧张激烈,其所谓的有效性就会轰然崩塌,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这启示人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作者:张亮,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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