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路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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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新时期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嬗变

一、文学表现方式的嬗变: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化

深度写作、宏大叙事几成中国文学的特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文学的仪式意义渐被消解,文学成了大众消费的对象之一,深度写作的给力环境不复存在,文学写作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坚守,也可以寻找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同构,因而出现了文学的多方面嬗变。新时期文学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伴生,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高蹈于政治化语境,其内容与时代主旋律互动同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消费主义成为时尚,大众传媒文化颠覆了经典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者再难守持原有的深度模式,需要对接受环境密切对接,于是引发了文学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从深度模式转到平面化,作品的内蕴与深度让位于表层材料的真实与新鲜。形而下的生活具象被强调,形而上的艺术与哲学精神被丢弃疏离,走上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传统相悖的路,作品不再追求耐人寻味的深沉和深刻、作家也不再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坚毅和执着。文学的这种转型毫无疑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观的成果,后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源,视文学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无需深度,无需阐释,只要平面可复制、易传播即可。法国摄影现实主义就要求作品像摄影一样复制生活,高度逼真而无需深度,美国美学家苏珊•桑格塔提出文学作品“反对解释”。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在她看来,但丁等文学大师“为使艺术作品能够在不同层面上被体验而对艺术作品进行谋篇布局,想必是一种革命性、创造性的举措。现在它不再是革命性和创造性的了。它只不过强化了作为现代生活主要苦恼的那种冗余原则。

当然,苏珊•桑格塔的美学思想也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不乏深刻的内涵。但她明确反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对传统经典文学的颠覆。文学创作有依据地从原来的深度模式追求转变为平面化处理。着名作家王蒙就曾感叹过,现在追求发行量,追求票房价值,追求眼球效应,文学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以至于《知音》、《故事会》就是人们理解的文学。在前传媒时代,文学还是守持传统的表达方式,维持高贵的姿态,追求对人的情感表达的精致性、深刻性,竭力追求深度模式,有四种形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而事物的核心在本质深处,文学要着力写出事物本质。二是精神分析学的隐抑论,认为事物分为明显与隐含两个层面,文学追求的“隐含”的深度模式。三是存在主义的非确实性与确实性,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确实性。四是符号论的能指与所指,文学追求作为深度模式的“所指”。这种守持在大众传媒时代被分化,被弱化,虽然仍有部分作家坚守,但在消费主义时尚影响与大众传媒的解构下,更多的是作家不执着对“生活深度”深入体验与提炼,而是欣喜于大众媒体的现场效应,独钟于简单的“生活平面”,对可复制充满快感。作家不再以作品深远影响人的心灵为荣,而是以作品发行量为陶醉。他们同意接受以现实生活现象为题材的文学,但动摇了文学越过生活现象而抽取到它的本质的观念。他们只相信眼见的真实,即生活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作用于他们而形成的感受和印象本身,不再信奉甚至不承认在生活现象背后存在某种超出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理性的真实。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精神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总体上,文学“快餐”取代了精神盛宴,新媒体写作,让全民进入作家时代,传统的纸质文学,新生的电视文学,广播文学,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甚至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形式。文学俯身于传媒,确实带来文学的惊人数量,文学几乎无处不在,不过,留得下来的真正具有文学品格又有多少呢?文学面临广泛质疑,作家含金量由此缩水。大众传媒解构了文学的神圣,解放了作家的自由,作家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压力,却也让作家们过于陶醉自我,满足“我见”,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一切。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都市”文学和“身体写作”等,把以往由于意识形态和落后文化影响而忽略了的一部分生活、情感、细节重新纳入艺术视野,并无拘施以浓墨重彩,为人们提供现实的新的文化景观或生存景观,看上去如同现实主义,但由于抽空了内涵,消解了深度,只依了现实主义的形式,浮光撩影,实则与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无论是“新写实”的原生态,“新体验”的现象追踪和体验,都市文学的“欲望化”表现,看上去很美,但都没有形成新的对于历史人生、文化意识形态的穿透力,其所复现的现实,没有越出个人日常经验范畴,因而只能随风飘逝。客观地讲,文学内容表现的这种转型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文学把定位固定于深层模式,以宏大叙事、深刻意义作为唯一指归,也狭隘了文学意涵,文学应该有全方位的自由,以前的文学也过于地强化了深度功能,不过,矫枉过正,一味的平面化,放弃文学的核心品格,无异于自我裁军,自毁文学。尤其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没有因这种文学创作回避或者丧失对生活的穿透而调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对接,而是过分迷恋凌乱偶然的生活现象的堆积所带来的浅层快感,不再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解构,走向了形而下的具象的写真,放弃了通向人的精神真实的路。

二、文学功能的嬗变:从教化到娱乐化

与放弃深度模式,选择平面化相适应,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从从教化转型为娱乐化。大众传媒的价值在“眼球”,目标在利润,这就必然催生以市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的崛起,娱乐化成为文学的功能特征,“文以载道”被解构,文学回到散漫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表明,文学始终在服务大众与寻找自我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纯文学逐渐式微,日趋贫困,而另一方面大众文艺则遍野蔓生,随物赋形,娱乐、休闲与文艺结合,一切传媒手段皆参与文艺制作,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无厘头的戏说穿越“恶搞”文艺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具有广泛大众性和强烈行动感的文艺应运而生,文艺消费主义蔚成大观。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乱花迷人眼,这类文学直接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大众也自娱。文学文艺成了“快餐”,当然也满足了最大范围的文学大众的需要,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坚持传统的教化功能的高雅、凝思、无怪力乱神的、用于陶冶和文化积淀的文艺,在消费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下也艰难得更新,也在追求娱乐元素的强化,追求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追求一定的消费接受。比如为了好看,出现了戏剧、歌舞、杂技和现代舞台科技多样式的渗透组合,出现了音乐剧、人偶剧、杂技芭蕾、小剧场艺术等艺术形态,香港用3D技术拍摄了肉欲撩人的“肉蒲团”,而北京又弄了芭蕾“肉蒲团”,娱乐几至无边界。文艺的属性是多元的,娱乐性是其题中之义。传统文学强化教化,坚持文学以思考、深邃,载道于主流价值,作用于人的心灵为目的,虽然也强调“寓教于乐”,但是,娱乐不是目的。文学总有一种使命感,厚重感,深远感,作用于读者深层心理。文学希望接受者通过文学接受体会到责任、价值。文学的这种定位抓住了文学的核心价值,不过,娱乐性也因此往往被忽视,或者说为了核心价值的表现而有所牺牲。这样,文学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就可能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文学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更新,要与时代同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得不从人生导师变为消费对象,下圣坛而与众生为伍。不过,这种调整也不应否定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教化目的,相反,娱乐化应该有所克制,注意“度”,一味市场化,迎合读者的肤浅接受心理,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意义。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消费主义渗透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文学市场化亦成趋势,文艺创作变成了地道的文学生产,文学创作的专业术语已简化到与市场生产术语同构,艺术构思、典型化、艺术风格等专业术语被操作方法、运营模式、编辑方针等代替,文学娱乐价值的片面强调和市场化运作将文学导向庸俗与浅薄。文学书刊出版,市场收益成了最大的考量。绝少把文学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主要是看它的消费市场,有的甚至采用作者包销形式,虚构消费市场,把文学彻底沦为商品。曾经神圣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一般商品的制造,曾经劝人读书促人成才的古训“开卷有益”在今天已不再是真理,复杂的精神产品创造变成了简单的对发行量的追逐,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大众文化时代,市场经济削平了审美的深度追求,追求最大的通约项,即大众娱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覆盖各式各异兴趣和观点以及利益要求的是娱乐,产品是最易畅销的公共产品。于是,文学市场成了大众消费市场,一方面,纯娱乐消闲的栏目和内容广泛盛行,另一方面,非娱乐性的内容,也想方设法注入娱乐因素,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泛娱乐化。娱乐至上,主流价值缺失。今天,重新过分强调文学教化功能而拒斥娱乐化或许以为不可,但是辩证地予以取舍似乎不可少,必须纠正娱乐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庸俗与浅薄,让娱乐回归文化愉悦大众的本位,夯实心灵书写的文化质感,填补价值缺失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崛起,走上娱乐的正路。“文学市场既不可能驱逐大众化的通俗作品,也不能一窝蜂地走娱乐化之路:文学要张扬其娱乐功能的本性,但文学的教化功能也依然应是不变的追求。”

三、文学表现形式:从内在美到外在美

大众传播的特质是当下性与即时性,文艺的特质则是对心灵美的重视,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刻揭示。大众传媒时代必然对文艺的的这种特质构成冲击,促使文艺向眼睛、耳朵的美感和快感的转向,赏心被悦目、悦耳替代。读图时代的到来,更是开足了浅层感官的功能,“好看”成了时尚,成了文艺的基本标准。审美被物化,被悉心经营和强化的色彩、构图、光影等可视的物象所替代。“诗意的栖居”不再是精神的栖居,而是对官能的诱惑。一方面,文艺创作强化表层的形象元素,力图声光影的外在美,一如张艺谋电影的炫丽斑斓,一如一些作家在篇名上的花里胡哨,文艺作品将表层“好看”作了卖点;另一方面,文艺批量生产与不重内容而重外包装,精装、镶金,在包装上下足功夫,整个一绣花枕头。在“好看”的追逐中,文艺刊物纷纷化妆打扮,粉墨登场,各种文艺期刊为之改版调整,《北京文学》明确推出“好看小说”并热情推销:“好看小说就是好看小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看,篇篇好看,篇篇耐读,它能使你不忍释卷,恨不管一口气读完,它也能让你在床前灯下细细品尝,久久回味……”其实,“好看”是好看,“久久回味”未必,“好看”一词正式成为文学关键词。文学变成了文学市场,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好看”本是迎合市场而诞生,缺乏科学的意涵,正如作家毕淑敏所指出的,是个“简陋的接受美学命题”,“判决权”全在读者手里,“读者觉得好看,它就好看,读者觉得不好看,它就不好看”。更有甚者为了上视像媒体,把暴力色情作为“好看”卖点。如泛滥的“肉蒲团”等,“好看”也就标志着读者被确立为真正的“上帝”,文学发生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判系统的由“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不可否认,“好看”显示了文学对读者权利的重新尊重,切合了接受美学原理,尤其是对以前文学一味讲究宏大叙事,讲究服务于“道”等外在功利目的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除了不绝于耳的被官方容忍的“票房价值”数据满天飞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国家三大图书奖励十分明显地将发行量列为为参评条件中,要求参评图书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印数,强调为读者喜闻乐见的群众性。其逻辑似乎“好看”等同于“好卖”,进而等同于“好书”,这对文学极具潜在危害性。“可读性”诚然重要,票房价值也不是坏事,正如一些专家所断言的:“艺术向世俗的无限妥协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想像力的萎缩,审美深度的削平。作家为了保持作品长久的吸引力———“好看”,往往采取的捷径是“经验化”写作,而读者也习惯了用已有的“好看”重新唤起新的阅读期待。”这就带来了缺乏创新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或相互模仿,“作家沉浸于自己的作品好看、有趣、富于刺激性和震惊效果,大多显示出“同族化”的类型特征。不少作品都只是同一模特改头换面后的时装表演,一些段落只不过是人物姓名改动了一下,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文学艺术紧紧与大众传媒关联,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但过分追捧传媒效应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作品的水准下降、审美价值的降低,最终导致经典性作品的缺失,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诚如斯言“文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纠葛盘根错节,端繁绪杂,迄今为仍是文艺研究中尚未彻底厘清的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毛正天 史红玲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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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我们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的表征及其特点。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历经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都体现着多样化的丰富的人民性内涵。作为追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

时代感与前瞻意识

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向。

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及其传播方式与经典化过程中的群众参与历程,都可以说是从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意向。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均是从社会历史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19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流派与技巧,执着于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

路遥和矿工在一起

现在看来,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清醒、独立以及来自对于时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这样的自我要求为他的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

同时,路遥的创作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要求及其内涵,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尝试将经济单元置换为文化的、社会的单元,而其中所展示出的乡土视野也为日后的寻根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由于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使他能够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做更深广的把捉,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中去。

路遥手稿

他是由研究个人的心理到对历史意识的剖析,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

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沉实雄辩,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等一批富有历史感又是极富生命质感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沉实的底蕴。

为人民书写的文学追求

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地体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

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体现在他创作中的苦难书写,他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涩。

路遥和莫言

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剧力度。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

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系列作品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这种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震人心弦。

我们从这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它同时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人民性”视野表现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表现在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

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人生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对传统美德的深沉思考。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溶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遥为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

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也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路遥的写作姿态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他多次表达自己是“血统的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创作称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认为艺术创作“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路遥在陕北农村走访

路遥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样的身份感使他的创作并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遥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底层文学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打开了人民文艺的整体视域。

人民是成就小说经典化的主体

路遥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又充分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上。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送,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借助声音媒介进行受众转化的成功案例。在纸媒与声音媒介的互动中,路遥的小说通过视听系统收获了广泛的传播效果与庞大的读者听众。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定价:99元

他认为“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进行全国播送的同时,他还处在小说第三部的创作阶段,同时展开的文学创作与听众反馈,为他的继续写作注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而日后《平凡的世界》在民间读者心中的经典化过程,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显示出了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人民不仅是小说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接受主体,还是成就小说实现经典化的历史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评估体系的形成,是文学的人民性审美传统长久影响下的结果,它反过来塑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情怀与思想高度,也正因此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民间所具有的持续阅读热情,及其在读者心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体看来,路遥的创作、传播与经典化过程体现着作家创作的人民性的多重内涵。路遥的作品从其创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审美理想、情感基调,再到写作姿态与身份意识,直至他的小说创作与受众反馈同步的特殊的传播历程,以及由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来反哺作品的完成、成就作品的历史地位,其中均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

路遥的文学创作触及了以往现实主义手法在文化视野上的缺失。为此后文学作品中人民形象的窄化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方案,并在传播媒介上为新时期以来的人民文艺寻得了新的承载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角为参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对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独特的标高价值,对于当代作家的使命意识与审美理想有着积极的重塑意义,并对处理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示范作用。

路遥故居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标高看取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确的意识。他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坚信文学对社会改造的精神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茅盾、柳青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一脉相承。

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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