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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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标志性版本主要有: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本。这三个版本主要体现为对正文本的修改,在章节结构、人物形象及语言风格方面,都依次对“前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从而形成了三个各具不同表意体系的独立版本。初版本、再版本及1978年本书末都附有“后记”,详细记载了作家的创作及修改情况。事实上,学界有关《青春之歌》版本体系的研究都对之有参照,结论也大都趋同,无非是说:“后文本”对“前文本”的修改由于过于服从政治意识形态规训,许多修改不符合艺术规范,因而,绝大部分修改是失败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于1998年1月、2004年9月又推出了新版本,主要体现为对“副文本”的修改,就是侧重对封面、版式、内画、人物肖像等方面的修改。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几个文本也可分别归为独立的版本。因对上述版本修改情况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出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除上述版本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版本:眉批本。它是由茅盾阅读并做评点,后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而留存于世的珍稀版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曾于1996年1月出版过这本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集体编纂的书。除茅盾眉批随“正文本”刊行外,“副文本”中还有“纪念茅盾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文库”字样,卷首有舒乙做的总序,卷末有“茅盾眉批索引”及于润琦写的编后记。由于植入了茅盾评点语及他所做的多达上百处的标记,因此,眉批本又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本文结合初版本内容及茅盾的评语,采用时兴的“版本批评”方法,对该版本的表意体系、茅盾点评做简要评述。 评点是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既可眉批、题头批、夹批,也可旁批、文末批。毛宗岗、金圣叹、脂砚斋堪称这方面的大家。评点对批评家的学识修养、审美能力及鉴赏水平要求极高,非一般人所能胜任。茅盾既是着名的小说家,也是小说理论家。他早年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撰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论文,1927年下半年后,逐渐实现了由政治活动家向文学创作者、文学活动家的根本性转换。创作于1933年的《子夜》堪称左翼文学的巅峰之作,茅盾由此而一举奠定了其经典作家的地位。此后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化战线最前沿,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因此,他对杨沫《青春之歌》的点评自然能够高屋建瓴,既展现了其随意挥洒、率性而为的文人风范,也体现了其深入文本内部、直击要害的评点功力。最为关键的是,茅盾的点评既不歌功颂德,也不掩饰问题,侧重讨论小说艺术及细部修辞上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1950年代主导性批评话语的风范。也就是说,由于茅盾点评所指向的对象仅为杨沫一人,这就最大程度地驱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而体现为一个有关小说艺术问题的争鸣。在当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时代语境下,无论从何种角度说,类似茅盾这种文本评点都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它不但再次证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并非铁板一块,审美批评依然以多种方式存在着,也再次表征了以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奠基者、开拓者们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 法国作家法郎士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那么,《青春之歌》初版本堪称杨沫的“自述传”。这部长篇小说既打印着个体向集体、自我向社会位移时的时代印记,也飞扬着成长过程中带有创伤性的青春色彩。在1950年代后半期,以一个女子为主人公,且能够充分地表现个体的小资产阶级性,并能够最终出版、发行,这也的确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初版本每当展现这方面内容时,人物形象因为作家身份和经验的在场而被表现得恰到好处,既能够生动展现其曲折的人生际遇,也能够表现其复杂的心灵世界。其中,第7章描写的是大学生组团赴南京请愿,请愿不成反而被当局抓捕及其在狱中活动的过程,侧重展现卢嘉川、许宁、罗大方等不同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第8章描写了林道静对余永泽既爱又怨——心理对之萌生抵触,理想开始与之产生隔阂——的发展过程。茅盾对这两章情有独钟,评点道:“七至八章写得不坏”,虽短短一句话,但评价很高。即使对该章节局部段落的评价,茅盾也不吝赞词,比如,“这里一段写得很好,因为,如果从示威者方面,很难写得好;现在改为从被捕的二人写,就别有异彩,而且也紧张。” 那么,茅盾为什么做此评价呢?我觉得除了因这两章带有杨沫自叙传倾向,因而确实表现得真实、真诚而格外感人之外,还与茅盾的创作经历及审美经验有关。我们知道,茅盾在《蚀》三部曲中,倾其心力塑造了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史循等各类受到高等教育,而后踏入社会、自由恋爱、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们无不具有美丽、善良、热情、优美的人性因子,但又无不表现出了苦闷、感伤、颓废的个体情绪。很显然,《青春之歌》第7、8章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所述内容及所流露的情绪基调可能既激发了茅盾有关早年青春经历的记忆,又激活了其在《蚀》三部曲中的艺术经验。茅盾对之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当是事出有因的。可以说,这是《青春之歌》与茅盾阅读视野发生碰撞,既而产生共鸣后的直接结果。除了上述“写得不赖”的评价之外,其他评点主要有: “这一段的描写,平铺直述,且不简练”“那时徐凤英没有女佣使唤吗?”“这以后的回叙也没写好”“这里所提问题,是不了了之的;区委会议既没有决定,也没有向上级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只是说市委决定非执行不可而已。”“到底谁是右倾,谁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书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章是过场戏,是浪费笔墨。因为,这一章所谈到是几个人的行动,犯不着用一章来描写。”“这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么?”“此章都像电影中的分立的镜头”。 从整体来看,茅盾对《青春之歌》的点评以对小说细节描写、结构布局为主要评点对象。既有褒,也有贬。既有建议,也有反对。总体上又以贬为主,言辞较为激烈,批评较为尖锐。 首先,从语言角度,直陈其弊端,言其累赘与庸俗之处。但对茅盾的评点,我们也应细做分析。在中,小说开头采用平铺直叙方式,描写火车行车途中车厢内情景、林道静的神态及车到北戴河站时的一位洋学生、一位胖商人对她的评介。在茅盾看来,这是“不简练”的,于是他建议:“这一章的第一至第五段可以删去,而把车到北戴河站作为本章的开端,可以这样写:车到北戴河,下来一个女学生,浑身缟素打扮,拿着一包乐器。车上的乘客从车窗伸头来看着她,喷喷地议论着。”茅盾从语言的简洁与否入手,指出缺陷并给出修改方法,自有其道理。这样可使得叙述简练,要言不烦,以一种直陈其事之笔法取得开门见山的叙述效果。但若保留之,也具有合理性。因为,叙述人对刚出场的林道静做一介绍,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通过“一位洋学生”、“一位胖商人”的视角来反衬林道静形象,还是很具现场感的。文本场域能够为这一场景描写提供艺术上的支撑。因此,开头几段未必非得按照茅盾的意见对之进行删除。在中,这一段描写林道静因找不到表哥而产生的心理焦灼状态。这样,通过心理描写、动作描写、景物描写手法多角度表现其精神风貌,也很有其必要。茅盾说“这段也不简练”,其审美逻辑和处差不多。其意指:此段描写繁冗,缺少点睛之笔。在中,茅盾的评点很据说服力。“小冯,不必难过。党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五一’要提高警惕啊,而且还要尽量多发动群众。”“大姐,亲爱的好同志,谢谢你!”“只有这样的一握才表明了他内心的激动。”这些书面的、宏大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不符合人物身份特征和说话风格,因此,不但听起来很别扭,而且也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茅盾说“这几句,很庸俗”,可谓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看来,他对政治话语直接而生硬介入文本的做法还是持有一种很谨慎的态度的。这至少表明,茅盾在此处的点评所依据的评价标准是:感性的审美认知为第一位,机械的政治理念为第二位;文本场域成为界定人物言行是否合情合理的主要依据。 其次,是从篇章结构角度作出的评点。在中,本段共5句话,每句句意可简化为:a回到小屋。b睡不着觉。c鞭炮和这一夜的经历干扰着她。d回忆诸位好友。e对窗微笑。很明显,c和ab既为顺承关系,也为因果关系,应该将之置于ab前,方可理顺句意逻辑。d和e是因果关系,但是,e句中交代了对卢嘉川的回忆、对这一夜情景回忆,是导致其“对窗微笑”的根本原因,那么,d句就显得重复或多余了。所以,茅盾对这一段句与句逻辑关系的评定是很到位的。在中,叙述者讲述卢嘉川送书给林道静,并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的过程。其中,特别强调了“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辩证法三原则”等理论术语之于林道静的影响,并由此表现她对卢嘉川的期盼与惦念之情。阅读马列着作仅仅5天,其精神就有了质的变化;不明白上述术语意思,但又“如饥似渴”阅读,等等,这样的概略叙述显得很生硬,也不符合人性发展的正常逻辑。所以,茅盾说“这以后的回叙也没写好”,真是一语中的。而且,“也”字还隐含着此前叙述也有缺陷。在中,本章主要是描写卢嘉川摆脱特务抓捕过程,展现戴愉的飞扬跋扈和教条主义思想。但是,这一章被作家做了过于概念化的处理,人物形象是典型理念推演的产物。此外,茅盾还从实际经验出发,指出了小说中还存在一些不真实的历史细节问题以及叙述不清晰的问题。其实,这都是因杨沫不熟悉这些生活而造成的。因此,茅盾从第16章开始,质问就突然多了许多,言词也相对比前几章激烈多了。无论是中的“这一章是过场戏,是浪费笔墨”,还是中的“此节有些细节描写是多余的”,我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茅盾措辞的尖锐性。总之,茅盾首先从小说艺术角度,而非现实理念的角度看待文本叙述的缺陷或不足,因而,上述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所提建议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再次,是茅盾从所描述内容是否合乎生活规律角度提出的质疑。这一类写作依赖的是作家对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复杂生命历程的体验,否则,单纯靠虚构、想象营造出来的历史细节,往往经不起亲历者的细细推敲。茅盾在阅读中所产生的质问就是最好的例证。比如,在中,作家对徐凤英的描写,就没有严格遵照叙述贴着人物走的艺术原则,对其没有展开深入而周全的思考,结果就导致叙述上的裂隙。由此看,茅盾对作家描写历史人物、历史场景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不但要经得起生活规律的检验,还要经得起艺术规律的确证。而联系新世纪以来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想象和虚构建立起来的历史人物、历史场景,其许多细节都经不住考证。以“后现代”式艺术思维解构、颠覆以往历史,固然是人类认识自我和历史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颇具艺术创新性的文化思潮,其成就当然是不可被轻易被否定的,但是,其对历史的建构完全建立在率性想象基础之上,也不免陷入一种虚假的、虚无的认知怪圈。此外,如果以消费文化为遮羞布,以快感消费为支撑,将历史也纳入消费的渠道,又难免流于庸常。因此,作家对历史的书写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更不能恶俗,所写务必经得起艺术与生活规律的双重检验。茅盾所做的上述评点,其经验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茅盾在《青春之歌》中还做了大量的标记如:在第一部中,第3章1处,第7章50处等等。仔细辨析这些标记,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在第一部中,第4至第9章中的标记较为频繁,多是展露茅盾对细节描写及篇章结构的赞赏之意。第11章之后的标记也较为频繁,但多是指向文本叙述中的缺陷或不足。此外,茅盾在有疑问的地方也做标记,比如第3章中的画线,就表示了他对人物行动的质疑。在第二部中,画线多集中于人物的对话描写、心理描写及一些场景描写,这也可能反映出了茅盾对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地位的重视程度。不过,从整体上看,第二部所做标记明显少于第一部,这也可能说明,第二部写得很平常,优点及缺陷都不突出。事实上,杨沫在写第二部时,多依托间接经验,故总体上写得有点“隔”,语言有点枯索,叙述也不如第一部那么鲜活。总之,这些画线也展现出了茅盾阅读、批阅文本的习惯和情趣,其中细节值得深入研究。 于润琦经过考据得出茅盾批阅《青春之歌》的大体时间:“茅公做眉批的时间应该在1960年前后”。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已经作为文化界领导人的茅盾于繁忙的政务活动之外,对新中国文学和作家的成长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www.8522.com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论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茅盾为国内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所作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文艺的弊端,建立在细读文本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茅盾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决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应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他的诗歌批评的风格尺度也始终建立在仔细品读和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并且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诗评充满表意的形象性。

关键词:文本细读;茅盾文学;眉批;文学批评

www.8522.com,20世纪50—60年代,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和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茅盾渴望以全新的创作实绩表达他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展现他作为继鲁迅之后左翼革命文学旗手的风采;另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深植于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一贯追求,又使茅盾的创作和批评理念很难完全融入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时代风潮中。于是,他的文学批评则呈现出较为矛盾和复杂的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汇集了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8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40余种作品所作的眉批,在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出版面世。这套眉批本文库极为真实地记录了茅盾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文学审美批评的始终如一的坚守和垂范。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既是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温与反思,从中寻觅到1940—196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在作家创作和茅盾文学批评历程中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可以发现文本细读作为茅盾文学批评的灵魂在当下的跃动,以及对今天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启发。

一总共四卷的眉批文库包括长篇小说卷两本,即杨沫的《青春之歌》和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篇小说卷一本,内含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诗歌卷所涉诗人诗作有阮章竞的《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的《田间诗抄》、郭小川的《月下集》和闻捷的《河西走廊行》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的中短篇小说卷,它由茅盾对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等短篇小说所作的眉批构成,其中对《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批语就有59条,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语言修辞和语境等。《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凭借《保卫延安》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在1957年发表于《延河》杂志的中篇小说,刚刚结束了战争题材写作的作家将笔触伸向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筑路事业———宝成铁路的修筑现场,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人在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业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反映了他们从战争状态进入到和平年代之后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单行本出版的1958年7月,杜鹏程就将扉页上写着“敬请沈部长指教”的小说赠予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一贯以扶持文坛新人为己任的茅盾,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对小说做了逐字解读。在59条眉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而作。他们是一对战争年代的战友、曾经的团职干部,在纵横一千多里的铁路工地上,又分别担任了拥有一万多名筑路职工的第9工程队的正副队长,原本都有争当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雄理想的两个人却在这个特殊的战场走上了不同道路:阎兴始终保持了在艰难困苦中“奋不顾身的革命劲头”,梁建面对艰苦的筑路工程,以自己的奋斗历史和革命本钱作筹码,逐渐丧失了奋斗的意志,多次萌生了逃离的念头。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杜鹏程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塑造阎兴这样的英雄人物,小说中也不乏颂扬赞美之词。但茅盾显然对梁建这个形象更有兴趣,每到与梁建相关的章节,他都品读得格外细心:比如在小说的第45页,作者描写了一段梁建在江边看到人们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状态,看着卖柴禾、核桃、酸枣的老乡和修表、钉鞋、算卦、耍猴儿的街头手艺人,梁建觉着:这些卖艺的、挑担的、摆摊的、东奔西走混一碗饭吃的人,或许有他们的难处,可是倒也逍遥自在。不是吗?他们随便捞几个钱,把肚子塞饱,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熬愁。任务呀,工期呀,雨季呀,洪水呀,材料呀,图纸呀,计划就是法律呀,跟自然界作斗争呀,与这些穿草鞋的农民、做小生意和耍小手艺的人,有啥相干?梁建暗下决心,要继续对筑路工地上救火一样的工作保持冷静,遇到使别人心肺都要炸的事,也得沉住气。茅盾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眉批:“这一段写梁建思想变化,颇有特色,不落俗套。”之后,围绕小说对梁建的描写,茅盾还作了多处眉批,比如对梁建看到纤夫拉纤时的心理活动,茅盾毫不掩饰赞叹之情:“插这一段好!因为也是写梁的思想变化的。”[1]而小说透过另一个人物韦珍的视角描写梁建的文字,也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肯定,他多次在空白处写下“从韦珍的心目中写梁建”,“这一段好”,“从韦珍眼中写梁建”[1]等批语。说明茅盾不仅对小说文本做了贯通一气的仔细阅读,还对围绕梁建性格变化的描写进行了揣摩。陈思和曾经指出:“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2]那么,茅盾在特定年代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及其所作的眉批,对于今天我们理解把握原作《在和平的日子里》到底有什么启发性和指导性?又折射出哪些时代特征,以及茅盾批评理念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立场呢?众所周知,小说评点通常都是体系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文字,但眉批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时产生的灵感和想法,随读随批,三言两语,不仅有突破固定批评模式的功效,还有简洁、直观,一语中的的艺术效果。茅盾的眉批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并“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3]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眉批无疑体现了他的批评立场和着眼点。就《在和平的日子里》而言,虽然阎兴这个形象是作家杜鹏程倾心打造的和平年代的革命英雄人物,但梁建的形象却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杜鹏程在小说中对梁建的描写也时而流露出既批判又惋惜的矛盾心理,身处险情频发的筑路现场,梁建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但面对精神和体力的超负荷支出,梁建又常常抱怨工地生活击毁了他的健康,从而产生了退缩的念头。正是这个处在矛盾中的人物,引起了茅盾浓厚的兴趣,一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原则的茅盾认为:“矛盾往往集中在这种人物身上,他们也是一种典型。”[4]这一时期的大连会议上,茅盾还在发言中指出,写工人农民,不能只写两头,即只写作为学习榜样的和作为批判对象的,也应该写处于中间状态的,并且要作为典型来写。茅盾在自己的阅读中身体力行,将阅读视野始终围绕着梁建,以及与梁建思想变化相关的人物及其关系展开,他关注的梁建,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现实的人”,[5]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关系。正因如此,茅盾对《在和平的日子里》所作的眉批中,没有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他以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方式表明,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非英雄人物,都不能以意识形态标准代替艺术标准,而是要尊重艺术规律的特殊性,通过细致解读作品文本,切实挖掘作品及人物的深层意蕴,特别是那些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和艺术效果相龃龉的地方,引导读者进一步体会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奥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

“长篇小说卷2”,是茅盾对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代表作品《草原烽火》所作的眉批本,这是茅盾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文学大家的宽广胸怀关心、扶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又一个例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就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地区的文学事业特别关注。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等,当年都曾得到过茅盾的指导与帮助。”[6]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已身居高位的茅盾,阅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阅读之深、之细,可为后世垂范。他曾撰文称赞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政策出发”。尽管建国之后的茅盾意识到描写工农兵、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将是每个艺术家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的文艺路线,但他从不讳言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重要立场。1962年,茅盾又高度评价了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他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7]这些切中肯綮的批评,在少数民族作家主体精神和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四十多年后,年过花甲的玛拉沁夫仍记忆犹新:“使我感到敬佩的是茅盾先生以那样简洁的评语,准确地概括和认同了多年来我苦苦寻索的属于我的那种艺术感觉和艺术方位。”[8]与玛拉沁夫一样,乌兰巴干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草原烽火》作为建国后十七年中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1958年和1959年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时,以叶圣陶先生的小说评论做了代序。茅盾的眉批本中收录的正是对这一个版本的批阅。《草原烽火》以洋洋40万言的篇幅,展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封建王爷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茅盾在全部80条批语中,将文本细读“作为主体心灵审美体验的交流与碰撞”,“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为熟悉或为陌生的心灵世界”,[2]袒露了他的真实情感和阅读体验。这首先体现在茅盾阅读中对作品文学性的高度关注。茅盾眉批《草原烽火》针对的具体对象,有时是一段情节描写,有时是一段叙事文字,有时是某个具体的词句;无论褒贬,都是出于个人情感或审美的需求,融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主观愿望。比如小说第一章里,作者透过主人公李大年的眼光,描写了草原上的自然风光以及玩耍着的孩子们和奔突的野马群,茅盾在相关的4段文字旁边做了标记,并批注“写得绚烂、矫健,如奇峰隆起。”[9]在小说第32页,作者有数段描写奴隶扎木苏荣和李大年在暗夜里会面的文字:夜徐徐降临。十八道冈子,变成波澜形的暗暗的长影。一只夜猫子从冈子里飞出来,落在冈下的一块石头上鸣叫。那块石头远望象一条趴牛,所以人们叫它趴牛石。……暗夜的云层里透过了镰刀似的月亮,一个人在远远的路上摇荡着身子,渐渐走进趴牛石旁,把夜猫子吓飞了。这个人正是赶来接头的奴隶扎木苏荣,当他伸手去摸石头底下的小洞时,发现藏在里面的皮套子没有了,扎木苏荣立即意识到他要联络的人已经到了。在这段文字旁边,茅盾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八个字:“金鼓之后,笛音悠扬。”这既是对作家描写技巧的赞叹,也有助于读者深入小说的语境,令读者对下文即将到来的扎木苏荣和李大年的会面充满了期待。对于作者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手法,茅盾也多有赞赏,认为“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痕迹”。[9]显然,在细读和点评《草原烽火》的过程中,茅盾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他沉浸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之前的人生体验,作为文学家、批评家的艺术经验与小说的艺术世界互相融合、互相碰撞,因此,对于某些失当的人物语言和对话,051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的语调”。可以说,我们在眉批本中见到的茅盾,是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影响,对艺术规律有着清醒、自觉认识的茅盾,他的眉批,完全是一种个人化阅读、体验、阐发的过程。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茅盾虽然点评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草原烽火》,却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版本作为参照,他仔细辨析了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具体到每一个字词,为此耗费的心血可见一斑。在当时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里,“谨小慎微”、“有时甚至到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程度”的茅盾,[10]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套眉批本会公开出版面世,他只是全身心沉浸在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艺术世界里,情之所至、兴之所至、言所欲言。今天看来,茅盾当年的细读,还充满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前景的美好期待。这里当然有茅盾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宽容的批评意向,因为“乌兰巴干当时是用蒙语构思,汉文写作,语汇贫乏,常常词不达意”。[11]虽然小说文稿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出版社编辑长达8个月的逐字逐句的编辑加工。但茅盾所作的点评,不粉饰、不隐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少激烈言辞,始终和风细雨。具体从辞藻、修辞,再到结构、叙事,做多方位的体察、辨别和指导。可以说,茅盾在细读小说文本的同时,也提供了细读文本的具体方法,再次确立了文本细读在他文学批评理念和范式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早在新文学初期,很多文化人都热衷于泛泛地抨击旧文学、宣传新文学,一些富有新气象的作家和作品反而遭到冷遇。茅盾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这些文学作品散发的现代美学气息,做出了卓有洞见的评析

比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甫一发表,茅盾就撰文介绍它“委实不是肤浅之作”,而是“空谷足音”,寥寥数语就肯定了郭氏诗歌在新诗草创期的价值,同时也证明茅盾诗歌批评的起步之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诗歌卷里被茅盾评点的4位诗人及其诗作,“并不拥有经典化的文学史地位,却有某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特点”。[12]但茅盾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和他文学批评的风格尺度仍然建立在仔细品读揣摩诗歌文本的基础上,“不但维护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和个性,也坚守了文学批评的语言感受和审美体验底线”。[12]他字斟句酌地对诗歌的语言形式、音节音韵、节奏结构乃至总体风格一一作了评点。其中他最关注的莫过于诗歌的语言之美,因为诗歌反映生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这就要求诗的语词必须极为凝练、精粹,用极少的言语去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阮章竞的《漳河水》虽然是一首叙事诗,但作者并不重于叙述故事,而是着力于选择最具典型性的生活现象,用生动、含蓄、精炼的诗句刻画3个农村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诗集的扉页上,茅盾就写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不但和前者不调和而且特别新鲜。”[13]①茅盾特别在“种谷要种稀留稠,娶妻要娶个剪发头。种玉茭要种‘金皇后’,嫁汉要嫁个政治够”四句诗歌后面做了标记,并批注曰:“只四句就写出了双方的情投意合。”[13]在之后的批注中,他多次使用“新鲜”、“风趣”、“妙”等词汇表达他的阅读感受,特别是茅盾留在组诗《新塞外行》扉页上的一大段批注,几乎成了阮章竞诗歌研究中的权威性观点,被广为引用。茅盾说:“这一组诗大部分是好的,有清丽的诗,也有豪放的诗。句法有民歌体,也有古典诗体;诗的语言有加工的人民语言,也有文言。形式上有创造,能自铸新词,想像奔放,色彩斑斓……”[13]他充分肯定了阮章竞在诗歌语言及表现形式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茅盾对郭小川《月下集》的眉批中却流露出对诗歌语言、句法、音节等方面的不满与批评,态度鲜明,毫不留情。尽管收入《月下集》的诗歌中有不少都是诗人郭小川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这首诗的末尾,茅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此诗探求新形式,但何以把整句拆开分行写,有时两字占一行,有时半句占一行,却看不出什么规律,全诗押韵也没有规律。”[13]对《致大海》一首,茅盾则在空白处批注:“大凡写诗,初稿是一气呵成,音节上的推敲,形象上的琢磨,都在修改时为之。往往一句诗会修改几遍,或完全推翻原来的意境,另写新句。”[13]这段批语似是在泛泛探讨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体会,却隐含着对郭小川在诗歌创作时不注重字句推敲的批评。虽然批评对象不同,诗歌形式不同,但茅盾一如既往践行着他对诗歌艺术性因素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理念中恪守的原则和立场。在重读眉批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茅盾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文学巨匠,在诗歌眉批中时常发挥想象,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诗歌以画理入诗、融绘画于诗情的高妙笔法运用于自己的诗歌点评中,使他的评语充满表意的形象性,有效地唤起阅读者的视觉经验,加深对诗歌作品的理解。这里以对《田间诗抄》的眉批为例作一点探讨。田间因抗战时期创作了诗歌《给战斗者》而被称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风也被定格在激越短促、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鼓动力等方面。但茅盾对《田间诗抄》的眉批,却发掘出田间诗歌诗情与画意的和谐婉约之美。他评价田间的《渔夫之歌》“深情寄于白描”,称赞《巴尔干山上》“如泉水淙淙,读之有清凉之感”,认为《给黑海》“像一丛雏菊,逐朵看,不见特异然而整丛看,却有惊人的美丽。”[13]对田间诗歌在感情表达上的节制含蓄、语言上的简约清丽给予了洞烛幽微的审视。众所周知,茅盾早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就是新文学阵营里很有影响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对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已有研究者统计,茅盾一生的着述中可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文章多达887篇,[14]跨越现当代两个时代。作为一个自成系统的批评大家,茅盾的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很重视文本细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重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取代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多样性,且文学批评生态已不太健康的20世纪50—60年代,茅盾依然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坚持把文本细读作为他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他随读随批,以眉批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学感悟,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一个大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和不朽的文学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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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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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鸿然.茅盾,民族文学的朋友与导师[J].民族文学,2008.

[7]茅盾.读书杂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56-57.

[8]玛拉沁夫.想念青春[N].文艺报,19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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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守森.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茅盾建国后的心态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

[11]石湾.《草原烽火》的诞生[N].中华读书报,2010-3-10.

[12]王本朝.文学风格:茅盾当代文学批评的美学底线[J].文艺争鸣,2015.

[13]茅盾.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5.

[14]周兴华.“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J].文学评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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