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8522.com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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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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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新兴批评流派。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和黑人女性语体的确立和发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性别等问题,同时也研究作品中的阶级、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种族运动开始兴起,邓巴、杜波伊斯、哈里斯、华盛顿、凯布尔等具有民族责任感的黑人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加深了人们对有色人种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种族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文学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黑人女性作家群体出现。1970年,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诗人、表演艺术家玛雅·安吉洛出版系列自传的第一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立刻畅销;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出版,开始了她们辉煌的文学事业。她们均摆脱了那种表层的社会抗议方式,有机地结合两种传统和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将种族道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层面上,最终达到在融合中确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励黑人女性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流派。
  在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界,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出于建构黑人女性积极主题精神之目的,走向学术研究等公共领域,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她们积极发掘、总结淹没多年的黑人女性先辈的创作成就,捍卫黑人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派别。1970年,托尼·凯德编辑了作品选集《黑人妇女》(The Black Woman),汇编了当时黑人女性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称之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表现出对黑人女性形象再现中涉及到种族、性别问题关注的鲜明特征。批评家们寻找、阐释黑人女性积极形象,视之为建构黑人女性行动主题的精神资源,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认识上的自觉性和行动上的迫切性。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在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Zora Neale Hurst-on:The Black Woman’s Search for Identity)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Black Women Image Makers),以及她选编的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Black-Eyes Susans)的序言中都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她确信: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她对黑人女性独特而与众不同的看法。
  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不事张扬地向“性别”这个概念转移。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以及“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与此前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并用,似有代替以“女性”为词首的一些概念之势。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不谋而合。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突出强调黑人女性的经验,甚至提出其语言经验的独特性。同时,“种族”这个概念被引入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她认识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种族、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是重要的连锁因素。”在这一认识下,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阶段。
  80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它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界限。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审视围绕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它更加深远、全面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最新而且发展最迅速的模式,是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黑人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学,是在反对其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临来自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她们为了民族的、种族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反抗,让世界正视黑人民族的存在,白人作家体会不到其中的感受。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一段话,显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其次,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黑人妇女的身心都处在极度痛苦之中,这一点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都没有切身的感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密斯曾说过的,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批评应该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井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黑人妇女这种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着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文化、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来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别和社会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实质上是文化和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应该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
  
  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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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但其所引领的文学思潮和批判视角,却是独辟蹊径和发人深省的。使得黑人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使人类社会种族观及民族观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改变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和内涵提供了新视角。黑人女性文学承接了以往对种族歧视的批判,同时又以独特视角挖掘了潜藏在黑人社会内部的性别歧视。整个文艺批评界开始正视黑人女性文学区别于白人女权主义的特殊性,提出黑人女性主义的概念,用“黑人女性主义者代表黑人女权主义者或有色人女权主义者——尤其使勇敢地主张全民族(包括男女)的生存和完整的妇女”。“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提到黑人妇女的书,那通常没有超出黑人文学的范围,这就大大忽略了性别政治的含意,当白人妇女在读黑人妇女的作品时,她们当然无力解决种族、政治的微妙问题。在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中,性别政治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极重要的连锁因素,因此,体现这一认识的一种黑人女权主义的文学方法是绝对必要的。”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识,也关系到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认识。作为对女性身份的一种认定,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性不仅是有性别的人,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性别问题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正是在这种寻求与区别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它从不依附于任何文学与批评的派别,所建立的无不是对以往黑人文学或是白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充实与完善,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自己身份所涉及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所接触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对西方文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形式与批评理论。用贝尔·胡克斯的理论总结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仅仅对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政治,必须在尊重差异而不是与之对抗的基础上建构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辟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新领域、新境地,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为美国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所研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跨越国界,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研究,对任何存在着男性知识霸权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都具有实际意义,它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对世界各地有着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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